三岁丧父,被主席夸可造之材,李鹏的人生远不止是总理
一个人的命运,有时候从娘胎里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。这话搁在李鹏身上,再恰当不过。他的故事,得从一声枪响说起,那声枪响夺走了他父亲的命,也把他推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道。
1928年的大上海,十里洋场,歌舞升平,可暗地里却是波涛汹涌。就在这一年,李鹏呱呱坠地。他的父亲李硕勋,可不是什么普通人,是中共早期响当当的人物,搞过学运,参加过南昌起义,在腥风血雨里闯荡。
命运的转折来得又快又猛。1931年,因为叛徒的出卖,李硕勋在海南岛被捕,从容就义,年仅28岁。那一年,李鹏才三岁,一个连“父亲”这个词都未必能念清楚的年纪。
家里的顶梁柱塌了,重担全压在了母亲赵君陶的肩上。一个女人,拖着一个三岁的娃娃,肚子里还怀着一个,在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,从香港到上海,再到成都,那份艰辛,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象。
赵君陶女士是个硬骨头,她不光要把孩子拉扯大,还要继续干革命。在这样的母亲身边,李鹏的童年没有蜜糖,只有硝烟和信念。耳濡目染之下,革命的种子早早就在他心里生了根。
后来,他被送进了陶行知创办的重庆育才学校,那地方可算是当时进步青年的一个集散地,为他日后的成长打下了点墨水底子。
真正改变他一生的,是1941年。那年他13岁,被母亲送到了延安。黄土高坡,宝塔山下,那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。一个半大孩子,突然闯进了这个由理想主义者和铁血战士构成的世界。
作为烈士的后代,毛主席、周总理这些长辈们,对他自然多了几分关照。很多人传言他是周总理的养子,这事儿李鹏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澄清过。他说,周伯伯和邓妈妈对所有的烈士子女都一样,像自家孩子,那份温暖,是给所有人的,不是他独享的。
延安的窑洞里,发生过一些挺有意思的小插曲。有一次在食堂啃着窝窝头,他正巧碰上了毛主席。主席看他手里捧着本《三国演演义》,就随口问他,书里头最佩服哪个?
换了别的孩子,多半会说诸葛亮、关羽这些正面角色。李鹏倒好,脱口而出:“曹操。”他觉得曹操会团结人,能用人。这话让毛主席龙颜大悦,端详了他半天,点点头说,是个可造之材。你看,这看问题的角度,从小就不一般。
跟周总理的交往,则让他学到了规矩。有次去周总理家,看完一本《堂吉诃德》,书随手一放就忘了。结果被周总理逮个正着,狠狠批评了一顿。这事不大,但让他记了一辈子,做人做事,得有章法。
在延安的几年,他完成了从一个烈士遗孤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蜕变。1945年,他举起右手,宣誓入党,把自己的一辈子,交给了这个他父辈为之牺牲的组织。
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,他奔赴前线。等到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初现,组织上又给了他一个新的机会——去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本事。1948年,他被派往莫斯科动力学院,啃的是水力发电这个硬骨头。
在苏联的日子,他也没闲着,不光读书,还当上了中国留苏学生总会的主席,这既是锻炼,也是考验。那段经历,让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水坝、发电机的图纸和公式,也为他后来的事业方向定下了调子。
1955年,他学成回国。按理说,顶着留苏专家的光环,又是烈士之后,在北京的部委里谋个舒服的差事,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他偏不,电力部的领导刘澜波问他想去哪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“基层”。
他一头扎进了冰天雪地的吉林,去了丰满发电厂。从见习厂长干起,整天泡在车间里,跟机器和工人打交道。他这人,有股子钻研劲,不懂就问,上手很快。没过几个月,就因为活干得漂亮,被提拔成了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。
真正的考验,总是在危机时刻来临。1976年,唐山大地震,天崩地裂。消息传来,身在北京的李鹏,第一反应就是冲到电网调度所,检查电网情况。紧接着,他亲自带队,火速奔赴唐山。
在一片废墟和哀嚎中,他展现出了一个工程师的冷静和果断。他做的第一个决定,就是立刻启动带来的柴油发电机,先给市中心和平路的路灯供电。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恐怖夜晚,一盏路灯的光,对绝望中的人们意味着什么?那是希望,是告诉大家,秩序还在,救援来了。
五年后,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工地,又遇上了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。滔天洪水威胁着大坝和下游数百万人的安全。时任电力部部长的李鹏,又是第一个站了出来,主动请缨去现场指挥。在那种与天斗的场面里,光有官职没用,得懂行,得敢拍板。最后,大坝保住了。
这两件事,让他“能吏”的名声传了出去。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画圈的干部,而是能在关键时刻卷起袖子上前线的技术型领导。
硬汉也有柔情。他的爱情故事,就像那个年代的电影,质朴又浪漫。1957年的元旦舞会上,他见到了朱琳。姑娘当时是苏联专家的翻译,穿着一套紫红色的套裙,梳着两条大辫子,眼睛又大又亮,透着一股子自信。
李鹏对她一见钟情,主动上去邀舞。舞会散场时,他更是抢在苏联专家前头,跟朱琳握手告别。这个举动,让朱琳觉得他有点“不礼"貌”,但也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。
一来二去,两人就熟了。李鹏欣赏朱琳的才华和气质,朱琳也喜欢李鹏的学识和稳重。第二年春节,李鹏就带着朱琳回北京见了母亲。赵君陶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,满意得不得了。
1958年7月,两人领了证。婚后的日子,相濡以沫。他们有三个孩子,李小鹏、李小琳和李小勇。在家里,夫妻俩有专属的昵称,李鹏喊朱琳“大琳”,朱琳喊李鹏“大鹏”,这个称呼,一直叫到了白头。
随着他在政坛上的步步高升,他的名字和一个宏伟到近乎疯狂的工程紧紧地绑在了一起——三峡大坝。这个横跨长江的巨型水利枢纽,从孙中山的设想,到几代人的论证,争议就没断过。
作为水利专家出身的领导人,李鹏是三峡工程最坚定的推动者。在他看来,这不仅仅是一座大坝,更是解决中国能源短缺、根治长江水患的千秋大业。他投入了巨大的心血,从论证到拍板,再到建设,几乎是把他毕生的专业知识和政治能量都押了上去。三峡,成了他最深刻的个人烙印。
他对自己子女的要求,是出了名的严格。1983年,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前,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,给三个孩子立下了“约法三章”:不准夜不归宿,每月交10块钱生活费,不准替人递条子、收东西。他想用这种方式,在权力和家庭之间,筑起一道防火墙。
2003年,他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位子上退下来,生活归于平淡。他写回忆录,把自己从一个三岁失去父亲的孩子,到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经历,一点一滴记录下来。书里那些首次公开的老照片,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、更加有血有肉的他。
2019年,这位91岁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。
回看李鹏这一辈子,他像一个严谨的工程师,面对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“系统”,他习惯用图纸、数据和理性的计算去寻找解决方案。从东北的发电厂,到唐山的废墟,再到龙羊峡的洪峰,他总是在解决具体问题。他的人生,被革命的底色、苏联的教育和工程师的思维深深地塑造着。他的遗产,就像他力主修建的三峡大坝一样,宏伟、坚固,也永远伴随着巨大的争议,矗立在那里,任由后人评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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